看不见的人太多了，所以就养成了麻木的习惯。而麻木的人多了，也就会走向灭亡。你们始终是要看着世界走向灭亡，泪流满面却也无能为力吗？
| 邹波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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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根本没资格谈论和你老家无关的生活和人。现实岂容你的无病呻吟去菲薄其力量。你甚至没有能力描述你邻居的境况。过去我已是礼貌有加了。来你家附近，客气当你是个local king。云南的高山大河却只养育了那么点轻薄玩意。羡慕文学小资到城里去混好了。燕雀各有志。
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评论他的文章了。 |
19次国内旅行之河魂
文＝邹波
菊英嫂让人想上前去拥抱，她在河边蹲着种树，像《苛政猛于虎》中的妇人，也像你的母亲，54岁——算起来眼下这几棵树又长了3年，前几天却再次给村中的顽童剥去了皮。她看起来就为了那么大点事情落着泪。
“丈夫死的那年我种下它们，剥一次皮就死一次……七年了……”——如此徒劳反复已进入第3个三年……她以此计算丈夫死后的岁月，悲伤不见减少，污染的河水也并未按上头那些“三年计划”、“五年规划”变清。
天快黑了她还不肯回家，只小声恨恨地说：“这次我要逮住那个剥树皮的小鬼。”村里不多的几个顽童在远远地窃笑。
他们在一个滩涂中央玩耍，如今非常懂得小心地跳过来跳过去，不让那毒水沾到自己身上，回家却又猛喝那井里的水……“就是那些小鬼……”
一
“500多。”霍岱珊用TDS检测笔盛了一点老汉家的井水。一切都更明白……真相啊——可王家饥渴的傻孙子还在喝那井水。
他刚在河边耍得满头大汗，并没有人去制止他喝水，因为别无选择。
今天河里测的值是700多。30米深的井里的值是500多，8-10多米的井就更接近于河里的污水。
老霍随身带的这种TDS笔能简单测量水的导电性，对水的硬度进行初筛，这种简易的测量方法很容易让敌视的人抓住把柄，“但好几百的值，无论是什么离子，都是非常有害的……”，这也就是村民每天喝的水。
“大家心里都已经很明白……所以宣讲已是多余……”——明白了也得继续喝它，吃到肚子里也是红色的，富积起来，形成结石，化学物质在血液里又发生新的化学变化，拉肚子，拉肚子……拉空了，括约肌就无法再蠕动似的,跟射过的阳具一样，失去了弹性，癌就要填满那肚子。这是老乡推理的原理。起码事情的结果是真实的。
何况各家都有得癌的，癌在30年前是方圆30里才出一个、一辈子也听说不过一两回的东西，可这些年起每年都有那么多人陆续疼痛而死，各种癌最后的表现和艾滋病差不多，免疫系统完全崩溃了，只是癌不会传染，你可以拼命地亲近临死的亲人——人们曾分头喝水，同一家的人，也是各安天命吧，冷暖自知，喝水和死亡一样，是孤独的事。
本县也曾有一个作家，写过一本叫《黑匪》的小说，“匪”在豫南话里发音和“水”一样，人们就管污染的水叫“黑匪”，小说讲的是农民自发去报告水污染情况的斗智故事，“旱路走不了就走水路”，书中那个激进的农民儿子的原形就是此刻在测量水的老霍，老百姓已经将老霍“脸谱化”了，要让他去扮演一个讨说法的村长之子。
火葬开始推行的那几年，有时老霍又被临终的人当成干部——“我愿被你们烧，我吃了公家的药，就要遵纪守法。”老霍从未想到要去对这些弥留的人解释那些药的来源。那个病人带着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而死。他的理想和霍岱珊一样美好。
在北京空气污浊的街头，我看到的这个环保主义者既脆弱又敏感，时时咳嗽，使我们这些久居北京的人对自己神经的麻木感到惊奇。一位西方病理学家说过，癌病滋生于最麻木的人生阶段，所以它看不清根源。
这清瘦的人和那袜子庄的河边种树的菊英嫂年纪相仿，今年也是54。
他的确是农民之子，尽管在城府上长大，但那时镇上和村里没有区别，共饮一江水，政府楼曾经就在大闸边，污水熏黑了国徽，到北京配了一个，怕又熏黑，干脆在将金面涂满经脏的红油漆。在污染刚开始的80年代，干部下乡时，还会端起农民递到手中的水，一喝而尽，明知致癌，却如被敬酒一样，不能拒绝。那时有两个镇长连续死于癌，临终也自认为是水闹的。但他们无法为此而开除自己。此职位空缺了很长时间，以为不祥，书记的工作量增加了两倍，并从此自己带水下乡。
我本以为污染问题压倒了一切，让所有的人同仇敌忾，但实际情况是，各种各样的水分化了不同的人。政府已搬迁到了开发区，槐店镇上的人口也以干部子弟和外来的公务员为主。小老板将子女送到城里喝水，机关吃上自来水还不够，要喝纯净水，2005年，河边的村民一下也多了几十口深层地下自来水井，这是天大的福音，但还有相当多人，现在也在直接喝着很浅的轧井水。那和饮污水没有太多不同。
霍岱珊经常参照甘地，他目前在行事方面显得并不激进，并不像《黑匪》里写的，但他始终如此挑剔那被污染的水，环保者都是挑剔的人——但与当年的万人签名以及和企业对抗相比，他把这两年的工作已把分解为“清洁饮水救助”，“医疗卫生救助”，企业方面，他要更耐心地去谈判，国家对工业产品新的绿色环保要求也有可能迫使企业回到谈判桌上来……
此时味精厂在经营上开始衰败，那曾是亚洲最大的味精厂，可目前味精本身在亚洲也受到抵制，日本人也撤资了，不过改组后的企业班子对环保的态度却也温和了许多，那个曾经上演排污“三十六计”的厂长被罢了，这也使老霍更好地接近这个企业和那些排污口——“也许是时机了，也许不是，企业衰败毕竟也不是好事，环保会增加成本，必须提高市场价，可价格又不是单方面能确定的……”
合资的项城味精厂来此扎根20多年，是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它再衰落，也不会轻易被取消，项城也逐渐成为污染的重大分界线，从周口东流至项城的河段要好些，项城向东向下到沈丘县的水又脏了许多倍，渐渐完全是黑的，有浓重的泡沫。这种泡沫一直流到安徽，进入淮河，水大时直接染黑了洪泽湖。
日本企业来中国很早，如今也忐忑于中国环保者的审视，战争时期日本军队在中国输入的各种灾害物种如今已繁殖成了相当的规模，投放的时候也没有预留任何解药，和战争一样，是不可撤消的行为。
前几年日本企业家始终回避与日本的环保学者在河边对质的场面，没有露面，现在则听说日本人是去了四川，老乡们也没有心情求证，而且老百姓也明白不能将责任都推给日本人。其实这里的人们并不怎么怪日本人——因为即使没有日本人，情况也不会太乐观，因为污染在中国太普遍了，太容易了。
“但以后不会有对抗了。”——霍岱珊说，民间环保要有更科学的做法，用技术来协调各种关系，他可能也是指不会再被上游来的人殴打，当年那样野蛮的事情还是少多了，当年他的两个儿子就是为了保护父亲而辞职回家干起了志愿者的工作。
“一听说父亲被上游的恶棍打了，我们就回来了……从此就不让人近我爸的身。”
他们俩至今还是两个漂亮的少年，但时间过得很快，老大已经28岁，老二25岁，老大是计算机高手，每天更愿意面对机器，河流的命运对他来说像人一样复杂、悲惨和难以琢磨，老二是一个画家，曾经在郑州的一个玩具厂工作，一个小时可以画出四张设计图，每一款玩具都得到了几百万的单。在他们简陋的家里，唯一的装饰是客厅里的墙壁上，生生地沾着一个素描课用的石膏头像，但这家人并不认识，那是盲人荷马在日夜凝视着他们。
二
霍岱珊自己也曾是《周口日报》的摄影总监，曾经可以拿到年薪好几万的收入，最初他只想拍下母亲河，后来发现河流被玷污了，他就跳到河里去救她，用手去堵那些排污口，用皮肤去封闭那些大渗坑——他无法忘记13岁那年，他的生母背着他这个无法行走的病孩四处求医，母亲曾侧过脸来轻轻地说：“什么时候儿也成人，娘过后靠你背去……”
后来霍岱珊的母亲也死于癌病，最后是他背她去……当时全县的癌病越来越多，他们家老屋的院子后面，有一口10几米深的井，通向沈丘老城的护城河，那时他还不明白，护城河里的水已经变了味道，那时他正在县里的统战杂志工作，有一天有一个医生模样的中年女人来反映情况，告诉他中原也有许多艾滋病人，那个阿姨名叫高耀洁。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病，这样的事情，在我的故乡，那时我还很年轻。我开始觉得环境里有邪恶的东西。”如今这条充满了泡沫的黑河，完全是一个有癌病的母亲。后来老霍也去过那样的村子——既是艾滋村，又是水污染严重的癌症高发村。
午饭后我不记得老霍又列举出了多少理由，去解释他为何辞职去干“治理淮河水污染”的环保工作——我只觉得他的水污染知识越丰富，对故乡的历史越了解，对自己的生平反思得越多，他的理由也许就越多——“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建国后最早也是最权威的一篇对志愿者形象的描述和解释。但什么是志愿者，在中国仍然不那么好懂。
三岁时他一个人来到河边，一个大孩子告诉他河流不会吞下任何好孩子，然后那大孩子就背着身子入水，再也没有出现，那是他印象中的河魂显灵，他跟着他下去，只是不敢背着身子下水，他看到身体和水结合的瞬间，自己就好像白浪归水，他童年的记忆在这里中断，接着是躺在河滩上，奶奶像召唤魂魄一样叫他的名字，看到他醒了，奶奶也没有停下，甚至也没有高兴，奶奶又对着大河喊了几天……
溺水的孩子被托举在水面，宛如一条鱼——这场面让人联想起长江上最后一次对白鳍豚的多国合作考察，人们动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声纳系统，反复逡巡在江上，最后只有人工饲养的奇奇还在寻找，他到了发情期，不得不找一个伴侣，后来他围着考察船转圈，他雪白的肚子向上，露出高耸的生殖器，几年以后，世界上最后一头白鳍豚在人工的游泳池里孤独地死去……
每个溺水的孩子也是为河魂这伴侣所吸引，每个溺水的孩子又都看起来像河魂，一个接一个，月光一样的脊背，为后继者羡慕和崇拜，闪耀在水面上。
当河魂带着旺盛的阳气重新归附了那霍家娃娃的身体，奶奶不再叫魂，那孩子每日又不断看到有女孩子在河上出嫁，往来的船有时会掠走她们，但是在下游遭到了河神的报复。小时候他不断在河边的茶馆里听到这些故事，看到水上的红衣服，本地的茶曾以河里的水浸泡为荣，卖到很好的价钱，茶对水是多么地敏感——如果这些茶馆仍然在，它们将是对河水最敏感的监测站。
为了拯救母亲河，如今霍岱珊早已用完了20多年的积蓄，日常生活需要妻子去接一些针线活和倒一些小商品维持，大儿子因为家里没钱，始终不能将那小小的电脑维修铺升级为一个网吧。老二去年教过几届准备美术高考的高中生，又迅速看透了考试制度中的腐败，不愿意被学生雇为枪手——“我是他们的老师。不能没有尊严。今后我要继续为自己画画。”
父子三人一起去河边拍照，采样，救助病人，监测排污口，戴上防毒面具他们就是三位一体的，在冲突激烈的那几年，妻子也远远地跟在后面。
中国的腹地是空白，许多宏大的项目只是一些空架子，中原的生活非常缺乏NGO项目的参与，不像云南和广东那么红火、自由。这里有许多复杂的因素，让人难以周旋。
“上阵父子兵……这是好事，也是坏事……不需要支付工资，不需要把NGO项目开成公司，组织简单，但是对于家里人，你说话不会想到委婉和方法，我们彼此会很粗暴。我们的家庭曾经充满了欢笑，很和谐，现在则得靠共同的理想来支撑。尽管有时候是生硬的。我不得不充一下老子和大丈夫。”——霍岱珊说，中国县一级的NGO组织，摆脱不掉家族的色彩，太湖那家人也是如此。“从鲧到大禹，以及大禹的妻子涂山氏的作为，靠的也是家族。”
“还是要为儿子找到新的工作，我已传给了他们一些精神财富，让他们明白世界上有这样的工作，但他们要回到世界中，他们该有自己的事业，他们的婚事也八字没一撇。”
“淮河卫士”霍岱珊说他是个地道的河南农民，没有上过太多学，但是谈起环保来，语言像演讲一样精练，用的词汇非常规范，我很少听到有人能用环保领域的词汇来描述生活里的所有事——语言中间甚至也没有俗话来衔接，可他是个有情的人，喜欢以一些美好的事物自比，比如枫叶，让人想起屈原笔下各种芳香的事物。
和我交谈的时候，他开始越来越振奋，我怀疑他真的在春节以后开始走出低谷，此前那么忧郁，原因他不愿说，但此刻他带我去拜访了那位写《黑匪》的作家，作家并不是一个有激情的人，多年的干部生涯使在退休之后反而对世事的看法变得虚无，我们大部分时间在谈论宇宙的缩小和变冷，以及地球人类的自我毁灭。
“没有人能阻止这个污染的进程。下一代人生活的起点就已经是肮脏的河流，孩子们生来就在有病的世界……不像我们，至少对过去有美好的回忆……”作家说。他退休后生活殷实,写作却相当勤奋，但是主题灰暗，内容逃不出中国乡土文学的黑暗色调，他笔下的改革开放大潮中一切干部、倒爷、农民企业家和有大志向的农民工都失败了……他也认为公共领域的一切食物和水都不安全——“不能再买东西吃了”。
于是他在自己家的楼顶种植了各种蔬菜和瓜果，养殖了鸡鸭和兔子，去年的辣椒皮可以用来治疗土里的蚜虫，楼下的厕所的粪便抽上来作为肥料，单是西红柿就能收上几百斤。
退休的干部作家龟缩在自己的诺亚方舟，继续写作。没有送我们。
老霍边走边说：“以前我和作家交谈，会受到他低落的情绪的影响，和他谈过之后，我会忧郁好几天，骑着车在河边转，怀疑自己是徒劳。但今天我发现我没有。我带你去找他，也是想考验一下我自己。我是个有情绪的人，但去年秋天开始，我发现自然而然地就更坚强了。我也很久没有和记者谈未来的计划了……”
但有时他拿着一些写他的文章对我讲：“记者的文笔有什么用？那只是把这个事情讲得更委婉，更隐晦吧……”有些文章也的确写得太安静了，有一种无法交谈的苦衷在背后。
今年，不靠任何外力就走出忧郁的霍岱珊决定继续将工作分解下去，达到一些中性词，人类社会的基本行为——吃饭，睡觉，帮助邻人，清洁要喝下的水……不让人拿到“公众事件”的把柄，启动一些更无可挑剔的项目——“我做的是法律允许的公益事，不是和老板谈政治，谁也不能上纲上线……”——他将对企业的“维权”行动浓缩为对排污口的监测，而且是作为企业自己的、“堂堂正正”的环境监督员去管，他还希望能将民间的工作内容与公家的机构分类对口，这样一来，癌病药物和手术机会可以得到各地肿瘤医院的帮忙，居民净水系统可以得到农水司的扶持，对国家环保总局，他有一个绿色通道传达信息，但“不到万一，我不会用。”
好在这些日益分散的词和分散的行为在普通人头脑里重新汇合成“环保”这个概念，如此牢固，正如那些分散的支流，都被人视为淮河。他曾见过一对乞丐在污染成红色的水边看见天上落下一只白鹭，一个乞丐说：“打下来吃了吧。”另一个说：“不行，那只鸟是受保护的。”
三
那次霍岱珊就是在菊英嫂所在的袜子庄看到白鹭的。
袜子庄也因那鸟得名，袜子是本地对白鹭的称呼，可能因为它长得又白又细长吧，这群白鹭不知道从哪里来，几百年了，每年春天都要来这个庄，鸟的迁徙的确十分精确，从遥远的A点到B点，雷打不动，但这10余年袜子的举动也开始有些变化，一是停留的时间更短了，二是不再沾水，袜子们的喙里咕嘟咕嘟的动静，似乎是在反刍着从远方含过来的干净的水。
对着地图准确地讲，霍岱珊的母亲河是沙颍河，沙颍河从豫南向东流，在皖北汇入淮河，但沙颍河的水量占据了淮河的一半以上，所以沙颍河一污染，淮河肯定就充满了污染的沙颍河，此刻在阜阳的大闸边，泡沫又成了雪，尚有渔夫在捕鱼，以为穿过那表层的污染，里面是干净的，所以现在的渔夫将鱼带出水时的动作比20多年前要迅速得多，但这样一来更多的污水飞溅入眼，可如此不用多久就会导致失明。
这情况下，只有鲫鱼会继续生活在“五劣水”里，它们可以不吃也不呼吸，也可能是什么都吃，什么都能呼吸，从它身上我们有可能为活在废墟中的未来人类找到一个生态系统，可以管他们叫“负人类”，尽管那听起来就好像是在地狱里重演一次自然史，可是但丁描写的地狱并不是死亡，他描写的还是活着的人，人们怎样活在资源为负数的黑暗里，地狱里的火是黑暗的但是仍然可以释放热量——这也是乔伊斯对那个世界的考证——这真是个迷，最强壮的最后的鲫鱼很可能也是肉质最鲜嫩的垃圾，它又成了毒药本身，但是它自己仍然活着。
“我们已经在喝着地狱。”——老霍这句话多么像威廉·布莱克的口气——可惜那些机关公文不可能信任诗歌，也不会用诗歌来传达人们喝水的感觉，一些套话构成了纸上的事实，文牍工作立刻会将一个环保专业的毕业生与事物的本源切断。“老霍的撺掇使我们疲于奔命，本来这个机关很清闲，大家都想来。”
此外“淮河的数据被人动得太厉害了。”——我反复从本地的退休干部口中听到“要落实，要落实”这句话，本地几乎所有春联的横批也都是“重在落实”——可见情况还如黄仁宇先生分析的那样：中国的基层在统计和执行方面的不力，使优秀的中央政策大打折扣。一些不实的上报数据长期构成了达标幻象。
整个流域有8个月的枯水期，枯水期的污染最严重，水是硬的，扔个石头下去，被白色的壳壳崩起来，也经常有临时出现的重污染期——比如检查团一走掉，那污水像憋了好久的尿一样猛烈倾泻一阵，有时你见到连续几天水清得像过去一样，感觉就是要不好了，那是项城的大闸在放水，“放水啊！”——这是检查团要来的信号，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水让人看着不真实，还可以临时放一些鱼，这边放入，那边等电视拍好了，赶紧捞起来，但有时会有一些漏网的，再也不回来。
菊英嫂所在的袜子庄旁是另一条河，这条河名叫泉河，泉河向东注入沙颍河，这些淮河的支流以及支流的支流，覆盖了霍岱珊所在的沈丘县，也是霍岱珊最直接开展工作的范围。
沈丘在项城的下游，沈丘县本身的工厂从80年代到现在，已经关得差不多了，项城的味精厂和皮革厂的等企业，始终在向下游排污。
“可惜中国的河流污染不可能按照流域来统一治理，分段治理永远让上游看不见下游，下游没处找说法。”——所有的大江大河都因跨区域而面目不清，全局印象很难形成。
目前霍岱珊要做的最艰巨的工作，就是逆流回溯，寻找上游的各处污染源，排污口，建立GPS定位，建立24小时的排污监控，并得到企业的准许，当然，这需要大量的钱、人力和政策支持。霍岱珊也曾追溯发源于嵩山少室山的颍河而找到少林寺的方丈，这条河正是电影《少林寺》中和尚担水，姑娘牧羊的地方，少林方丈是颍上人，家还在老霍的下游，“吃淮河水的人太多了，大家都要出点力。” 但方丈说出家人不好过问这些事情。
且让我们仅仅观察一下河南省项城市至沈丘县的那些河流——多么像一个耐心的化学家，却偏要用物理方法缓慢地解析脏水的各种成分，各种颜色的水重得无法行走，每个村庄喝下不同颜色的水，患上不同的病——红色的泉河流经袜子庄，袜子庄的人主要患的是各种结石、心脏病、各种癌——其中以乳腺癌、肠癌和胃癌为主。
另一些有颜色的水流到另一些村庄，成了另一些颜色，这些颜色继续留存在井里，肚子里，肠子里，血管里，形成另一些疾病，但共性都是癌。
上一个“十年治淮”计划从1994年开始，到1997年——也就是治理的第3年，一场大雨像印度洋的海啸，把污染的水整个翻起来一遍，形成了155公里长的污染带，凝重如岩浆的黑水覆盖着厚厚的泡沫，缓缓向东流了很久，所到之处，在下游的洪泽湖，水面漂浮起各种牲畜。“有人投资了上百万搞养殖，一夜之间血本无归。” 洪泽湖本是大禹治水给淮河泛滥留下的最重要疏散地。
2004年是“十年治淮”的验收期了，污染的事实继续让人惊奇，媒体扎堆来这里，报道的内容多以癌症村为主，因为那太震撼了，但后来基本是“来一个媒体，就能让一个村吃上深水井……”最终统计，公家出钱在这一带打了46眼井，每眼井成本在40-60万之间，每井能照顾到2000人吃水，算是用上了自来水，剩余的缺口还非常非常大。
但这种深井提前动用了与地球年龄相同的矿物水，不仅是国家、也是整个地球面对宇宙的战略资源。
霍岱珊说那么多次带领媒体进村的旅行让他饱受折磨，他必须轻率地去重访那些气氛阴沉的村子——在上一次答应村里的事情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他的计划因此被打乱了，不过好在媒体能带来很多的关注和重视，他愿意去，他去那些村落最直接的发现，就是上个月刚刚交谈过的村民，回头已经不在人世了。这让他的腿发软，走路没劲。老霍无法忘记那些临死的瘦子的脸，那不是渐渐暗淡下去，而是两眼放出剧烈的光来求生……
浙江卫视那次来访，提出要去一个生僻的村庄，问霍岱珊还有没有，他把地图拿出来，说“你们自己找吧，只要是离水近的村庄……”
于是那编导找到一个地方，靠河岸，就要去，那个位置大致方向老霍知道，但是没有去过，结果他们迷路了，找到一个叫毛营的地方，村民不容分说就要打酒留他们吃饭，说“正要找你，我们这里就是那个病”。
但摄制组坚持要去那叫孙营的地方，地图上显示孙营在陈口这个河湾旁。毛营的人无奈，只好告诉他们陈口的特征：“河边有许多捞沙子的……”
他们继续走了一段，终于看到好多人在捞沙子，老霍第一眼看到一个人，喉结已经挖掉了，包着纱布，“就是那里了！孙营！”
一问那人不会说话，他一看就是喉咽癌，旁边的人说他刚出院。
“我们进村一般是找村支书，支书说可把你们盼来了，‘新闻调查’本说要来此地。”——支书一口气列举37个得癌的人，包括他自己。
这时编导提出要去拍一点河流和村庄的关系，支书说“好！我带你们去孙营。那里比较开阔”。他们才知道，这里仍然不是孙营。
陈口的支书带着这些人去找孙营的支书，门锁着，邻居也不说。要走的当儿，有一个人气喘追上说，“我不怕说，我得的是肺癌，村书也得上了，在开封做手术”。这时才有一些村民围上来，距离拉近了，并要老霍他们吃这里的水煮面条——“没有菜，没有油，我们不敢吃油，我们拉肚子，很严重，主要是水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男劳力，一到外边就好了，一回来就拉肚子，过年回不回家让人很矛盾，过年就像过关一样……”
孙营后来与黄孟营村并提——作为淮河水污染疾病的典型村落。三个月之后，陈口当向导的那个支书和孙营的支书都病故了，但他们从此也有了自己的深井。
四
说了这么多，终于要说到菊英嫂所在的袜子庄本身，它没有赶上2004年救助的好时机，受难的村落太多了，那时它碰巧没有被记者发现，霍岱珊也没有顾上这个消息极端闭塞的村落，它的道路难行。河流静止之后尤其如此。
2006年秋天中央7台对袜子庄的零星报道显得孤立。06年没有下那样的大雨，而且自05年后，淮河污染还没到新的验收期，没有新闻驱动多数媒体来报道这里污染的常态。
在污染最厉害的季节里，这里的一些艄公被河水熏瞎了眼睛，据说多年前已顺流去了皖西北的一个镇上流浪，不知所终，他们乞讨并歌唱红色的河流，战争染红过它们，夕阳也染红过它们，血头翻了船也染红过它们，但都是短暂的，这次却看起来像永恒。
如今，因是串门的捷径，到对岸的摆渡还有，但除此之外，河里顺水逆水都已经不再走船了。
现在这里的水也几乎看不出在流动了，进村之后让人立刻不辨东西，也没有任何水路疏散的可能，出村的路从未真正修过，只是中央7台来这里报道水污染和癌病的那次，当卫生部门的领导接踵而来重新调查癌病的人数是真是假，却发现并没有大路通向村里。
后来临时铺好的柏油路，就其效用而言，是世界上最奢侈的一次性道路，至今几乎可以对它的痕迹进行考古，找到一些残存的路渣，你的脚重新陷在泥土里，两边是今年春节后立刻种下的青苗，田边埋了许多防止孩子践踏的土坑，但灌溉渠却无法阻止污染的水源。灌溉渠的水边有更浅的红色沉淀。
灌溉渠的水比地表水稍微好些——是地下四五米深的井水，但从污染的程度来讲，没有太大的区别，菊英嫂家中的轧水井只有8米深。
“最高时测量有3000。上次当场量过——电视台在的时候，我记得！”热心的王老汉抓过老霍的检测笔仔细查看，对着那口井说，这里许多井和田野中的坟墓混在一起，完全分不清井还是墓。水怨使火葬重新被抵制，井和墓使田野破碎，看起来无法使用大型机械成片耕作。
可霍岱珊如今也相当谨慎，不愿再轻易命名这个村为“癌症村”，这是给地方上扣帽子，甚至“水污染”和“环保”这样的字眼也如此刺耳——所以老乡甚至会觉得他这次来有点不够意思，“我们这咋的不能叫癌症村。去年死了9人，除了两个喝药自杀的，其他都是癌……”
菊英嫂子丈夫的死也说不清。她只能说她家的井只有8米，但如要打官司，不知道要告谁，即使算是污染，“也不一定是味精厂，也可能是皮革厂啊。一切上游的厂。”
也并不能证明他的丈夫死于这眼被污染的红水。因为他死在西安，烧在那里，也有人说他生前在那里推销味精，食用了比别人多的味精，就这样暴死了。
但菊英嫂认为丈夫的肠癌就是在家多年喝了这红色的水造成的，不过癌症的发病周期太漫长了。
霍岱珊曾在北京问专家如何最终确认癌与水的关系，专家认为还需跟踪１０万人１０年的生活，而且这些人必须大部分时间留在故乡的污水边，但没有活着的老乡愿意参加那个实验。霍岱珊也曾试图一一去测量那些村落的水质，但是每次检测要800元，他没有足够的钱，04年在媒体的协助做过一些村庄的鉴定，比如黄孟营和孙营，但是还有那么多村庄的水没有经过科学鉴定。
袜子庄的问题就至今不清楚。还在求证的过程，更谈不上打深井了，有人说村里虚报死亡和癌病的数字，可是谁会虚报死亡呢，村里的人都是亲人，都要珍惜，不到咽气，不能说那个字。
“既已得了癌，找根也没用。”有人说。重要的是要治好，但是要背地里去，最好的消息是听到大夫说，“是早期啊，不要紧，老实吃药就不碍事”——那病号脸上并不流露高兴，只是肌肉抽搐着，背过身去，跌跌撞撞地走了。
据说在这个村，得了癌的人现在认为那是羞耻，不肯与外人说，邻居来往得很少，我们去的时候，大部分家里都关门闭户，有些是外面锁起了，里面的杂草长得很高，不知道是避水到了外地，还是已经成了凶宅。
丈夫已经死了6年了——蹲在河边种树的菊英嫂既然已是一个寡妇，心也早就灰了，所以也并不去继续寻找丈夫死因的真相，她说她十分能忍受，当年她也恐惧过婚姻，怕丈夫把他娶到了手脾气变坏，但是丈夫仍旧和儿时一样好，她觉得就是生活幸福到了顶了，此外她就什么都能忍受——
“丈夫与我青梅竹马，从小在这个村长大，小时候水是清凉的，吃起来还有点甜，后来水变红了，有了味道我们也继续喝，过了几年，他也当上了味精厂的推销员，在西安的那些年是最称心的，我们在那里生了三个……丈夫死了之后我就回了老家。”
这就是她的申诉，听起来更像毫无怨言的自传。她目前庆幸三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还有一个大学生，但大女儿因为父亲的死，精神间歇失常，在婆家不能自理，春节的时候，孩子们回家来，菊英嫂揣度他们对河水的污染并不知情，春节的时候，水是比秋天要清澈一些。但到了秋天就又要红了。
为了让孩子们的饮水更安全，过年期间菊英嫂每天都要偷偷从邻居家30米深的井里取水给孩子吃，自己仍吃自家8米的井水。菊英嫂整日胃疼，并不吃药，只以开水来温暖自己。
“你还是得去瞧病啊……怎能老拖着……”
“不去……”
“瞧了才能治啊……”
“不用，我已知是啥病……”
“为什么不走，离开这……去孩子那里住，去上海……”
“不走，这里是家。”
“那以后咋办，喝水咋办？”
“等孩子挣了钱，盖了房子，再打口30米的井……”
“３０米也无用的。要几百米的深水井。”
霍岱珊却没有接“打井”的话茬，他现已不再将争取到政府的深水井作为目标，因江淮一带地下水的资源已消耗得非常厉害，况且还需村民合作维护,甚至集资——
“合作的事情在村里最难实现”，这也让人想起安东尼·吉登斯描述的未来社会：那并不是一个集体的乐园，公共领域因为容易发生斗争和压迫而被隐藏，每个人感觉都是在单独地享受社会服务，最大限度地避免抢夺资源，避免竞争和冲突，就好象公共澡堂每一个龙头给人制造的假象。
他正悄悄地实践的计划是滤水机的项目，目前已经有一两个村庄用上了——面对一时难以好转的水质，在吃水的终端，给每家装一套净水设备，各家自维护、以此自保——就一个村的总成本来看，比打那不顾后人的深井要便宜２／３，况且是可循环的，只是如果找不到赞助的慈善款，就还是得每户村民自己掏些钱。
王老头答应回头向村长汇报一下滤水机的事情，不过他不能肯定每户都出得了那笔钱。
王老头也劝了菊英嫂半个小时，她还是蹲在地上，抚摩那些被剥皮的树，牙齿咬着，不停地说要抓住那小鬼。王老头是个热心人，他让村长回避这水污染的事，王自己也有病，肾里有石头，却也不能确信到什么程度，他说他已能分辨一个人有病没病，能看到一个人脸上的瘟神，他现在也很少看镜子，我看到他的脸紧崩着，头颅似乎要从中间裂开了，浑浊的眼仿佛可以喷出脓水来，不知道是什么病。
菊英嫂子一个劲地对树说话，看来她并没有从丈夫的死中恢复过来，那个黄昏，她一个劲地念叨那剥皮鬼，也许我们的到来触发了她那根顽强的神经，没有人能阻止她。她这辈子已没有什么欲望，就是要保住那些树。可是守候不会有什么结果，水不会变清，那小鬼也没有从河里冒出来，天也要黑了。
“行啊！我来断个公案……那小鬼……你过来认个错吧……”老霍走到坡上，想喊住那一直在旁边窃笑的儿童，想来是他干的事情，否则怎么老在那里笑啊——这村里已经没有太多健康的儿童，很好查。
那儿童赶紧转身，这时候，王老头的傻孙子就在后面开始追他，但没跑几米，那娃就抓住旁边的树，很吃力的样子。
“哎呀呀，不要跑，不来捉你。”老霍和我们一起冲过去扶住那孩子，那孩子8、9岁的样子，生得非常清秀，但一看他的手就立刻确认了——他的手指的尖端有乌黑的淤血，不用问，那是先天性心脏病的表征——
“噫嘻！又是一个这样的娃……差点害了他！”老霍马上打了自己一巴掌。“噫嘻”是个古老的词，却是从沈丘这边发源的，比“哎呀”还要强烈。
又是一个先天心脏病的孩子。他惧怕这样的时刻，因为他的能力有限，不能救助那么多人，他非常矛盾，也不敢在所有的村落通告他的救助项目，那样只会让那么多陷入几乎没有希望的苦等。目前已经100多人在他的名单上等待，其中有癌病，也有这样的先天疾病的孩子，但不是基因，而是水造成了他们的缺陷。
前段有一个中午，老霍正在睡觉，被一只小手弄醒，原来是被他救助的那个姓章的孩子，老霍帮找了上海的医院，找到了手术费，又排了半年的队，终于手术成功……
这天中午小章竟然能一口气跑上四楼来看他，他曾经是几个心室和心房都相联的人，静脉血与动脉血混在了一起，从性格来讲，他也和眼前这个孩子一样顽皮。
在河水变脏的年代，这些本来该在河里嬉戏的小子一边摸着胸口去邻居家搞恶作剧。这些小家伙本来应该河里生，河里长……而且本可以一头扎个猛子到对岸，不带喘气的。 但那水已得了癌，河魂也不再出现。
黄昏里有一只女人的手挡住了老霍继续要扇在自己脸上的第二下，另一只女人的手抚摩着那孩子的头——全是菊英嫂子，她站起身来竟然还显得很年轻，很苗条，很健康，像是一个在憧憬爱情的少女,她的头发在光线里显得乌黑,不似刚才那被生活凌辱过的女人。她怎么跟来了……那一刻她又无处不在，刚才蹲着显得如此苍老，蹲着时皮肤重叠出那么多皱纹，那心脏病的孩子看起来却完全不是一个早衰的小老头的模样。
“给你菊英姑姑认个罪，再也不剥树皮了。”王老头对那孩子说，但是口气很温。
“我错了。但以前不是我。我还小。”孩子哭起来，算是承认，也算缓过命来，孩子没有老人身上那些装备——救心丹之类，这个村就和荒野一样，没有急救的人,也没有借救命钱的银行——对这里的公民来讲，公共领域完全是荒芜，光明的社会并没有连成片，在集市卖完了菜，就要狂奔回家，生怕出什么岔子，在广州的银行门口，你出来三步便被切手，我也在云南呈贡的花市上也看到过那样的花农，他们在半夜将花换成票子，必须成群结队，等天完全亮了才回家，因为黎明时回去的路上布满了劫匪。
你能感觉到那弱小的心脏还在猛烈地顶着衣服,那种共振使你不适应,窒息。此刻他的手也抠到树皮里，此刻不怪他，他的心很疼，很紧，感觉自己要死，就抓了树。
“不要哭，哭伤了对不起你爹，不怪你，不是要捉你，是那水弄烂了树，姑姑傻，姑姑哭也不是因你，你看那些河边的野柳，还有瘤子呢，皮也没有了。”
菊英嫂发现还是孩子们充满了活力，她很喜欢看到孩子身上的生气，她把那孩子轻轻抱住了，其实都是邻居的娃，多么熟悉啊，有时让人生厌，但此刻却觉得是一个陌生的希望。
看孩子比看树、看那污染的水还是要人开朗些，其实干坏事王家傻孙子也有份，他只是天生傻笑，此刻污水也乐意做孩子们的替罪羊，菊英嫂也发现她似乎很多年没有离开那河岸、没有那么站起来过了。她也不知道她身后的禾苗是自己什么种下的，它们那么青，那么嫩，完全不像这脏水生的。春天真是好季节。
“霍老师，给这娃排个号吧。”
“顶好是能插个队。”
“这娃情况不好，霍老师，救助救助吧，他一气才能向前跑8米。虽然顽皮，可他是这里最聪明的、顶顽皮的……比老头的癌要紧……比打井要紧……”
此刻所有的门都在倾听河边坡上七嘴八舌的谈话，仿佛和申奥一样，全村的人都一下有了一个切实又略显抽象的理想，忘却了自己个儿的疼，那孩子的呼吸也在众人的抚慰中变得平缓，那浑浊的血在他体内重新稳定,勉强继续循环,霍老师则始终很内疚，本村的书记始终没有出来，不过书记肯定也在听，能听见他家的门响，整个村庄都不断听到门嘎吱响，还有轧井的声音，像来客时那样,水和米又比平日又多淘了一轮，风吹,草长,都显示着生气,最早的几只白鹭也已经飞到了去年有巢的树顶，腿上是泥土的原色，后来大家似乎都加入了谈话，大家心里都明白着呢。
只有大河仍然一动不动的，但黑夜降临，黑夜马上给了大河黑色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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